十年浩劫，一字未減！當代中國不能說、卻也無法抹去的歷史，
真實呈現中國知識分子的文革經歷與創傷。
賈平凹最具個人傳記色彩、最看重的作品，
書寫父親及自己生命中的重大轉折。

這本小說對賈平凹而言具有特殊意義。
《青蛙》寫的是一個農村少年初識傷痕滋味、尋求蛻變之路的故事。
小說裡的鄉村教師原型不是別人，正是賈平凹的父親。
故事裡的安生可以視作少年賈平凹的化身。
文革的狂暴，青春的懵懂，生活的艱難讓他無以為對，轉而從自然環境求取解脫。
賈平凹的敘事一平如水，潛藏其下的恐懼與戰慄却無比真切。
——王德威（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. Henderson講座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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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足在百年歷史的分節點，兩代人的交替線
賈平凹以父親的生命經驗，揭開文革的創傷，赤裸、沉痛卻帶著一絲抒情
 

「再寫《青蛙》，我想，對我創作而言，從此這一頁徹底翻過。」——賈平凹


狗守家護院是叫，青蛙守家護院是不叫，突然的不叫更讓人警覺。

1966年至1976年間，中國發生了全國性政治運動，長達十年，鼓動學生組織「紅衛兵」發起鬥爭革命，將個人崇拜推上頂點，學生們以「革命無罪、造反有理」為口號展開批鬥，並毀壞古文物，大量政要及知識分子受害，使中國社會在道德、文化、經濟上都遭到毀滅性打擊。

故事的起點在雜村，村子起初沒有名字，周邊的方鎮作踐這裡的村人姓雜，於是叫雜村。文革發動後，這裡改名叫團結村，離村子不遠的地方組織了「學習班」，安生的爹原是擔任教師的，在此時卻是第一批被送進去的對象，理由便是「反革命」。學習班裡三、五天就有人死掉，有說被打死的；有說是自殺的，安生他爹倒是被放出來了，他被放在竹筐裡，抬出來時他窩倦在竹筐裡，斷了一條腿，至此，他爹從村子的驕傲成了村子的恥辱，他經歷了什麼是世態炎涼，什麼是看人的眉高眼低，安生不甘心，可他該向誰討？該報復誰呢？

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學習改造，重新做人。

學習班裡的人齊聲喊道，被送進去的人都是階級敵人，所以需要學習改造，但什麼才是重新做人？怎麼重新做人？比如把他們五花大綁了吊在屋樑上，比如裝在麻袋裡，把麻袋又放在桌子上，用竹片子抽打，不能動，一動就從桌子上掉下去。用這些手段時，階級敵人有的會哭叫，這些哭叫，此起彼伏，非常難聽，於是各組配備了一台收音機，一有哭叫就放革命歌曲。

安生他爹從學習班出來後，變得沉默寡言，但是在偶爾間，他會突然地張嘴發出長長的一聲：啊——！那不是呻吟，也不像要打哈欠，感覺著他有無盡的痛楚、疲乏、委屈和怨恨，隨著這一聲啊，從身上的每一個部位，每一個器官，骨頭的縫縫隙隙裡全帶了出來，這是重新做人了。

團結村要團結，靠不上宗族關係，而靠的是關懷，如何關懷，就是分享利益。

自從改了村名，團結村裡的偷盜之風是挺團結，哪戶人家被送進學習班，村民也挺團結的，嘲諷、踩腳都一起，彼此問候就吃啦沒。而偶爾有人在打招呼：吃啦？被打招呼的偏來一句：沒吃。打招呼的就尷尬了，半會兒才緩過來：怎麼這時候了還沒吃呢？卻絕不會說：那我拿東西給你吃。安生的家因為接濟了學習班階級敵人的家屬，獲得的一頭奶羊，奶羊在村民的眼裡，不是隻羊，是羊奶和羊肉，於是全村十多個人，舉報了安生家，說安生家成了階級敵人家屬的藏窩點，他們仇恨黨、仇恨社會主義仇恨文化大革命，控訴學習班、辱罵革命幹部和群眾，發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滿，應該取締這個黑窩點，沒收其得到的衣物，尤其那頭奶羊。

所以說，團結村該怎麼團結呀？那得讓上邊給村裡人多撥些糧，有糧，全村就團結了！

啊沉默才是最好的預警！那我回去了也逮住青蛙看門呀。

文化大革命之際，沉默也許才是保命的生存之道。故事圍繞在農村裡的改造與學習班的軸線上，文革造成的傷，從來不會只是在個人身上，而是世代間必須集體承受的疤，如同「一個指頭在腿面上按一下，腿面上不留什麼痕跡，而成千上萬個指頭在腿面上按，腿面的肉就爛了，骨頭都可能出來。但是，你又能說清哪個指頭傷害了腿面呢？所有的指頭都在傷害，所有的指頭又都沒傷害呀。」賈平凹敘述的沉痛，卻在文字間埋了一絲抒情，有對農村的關懷、人性良善的刻畫，還有成長過程逐漸釋懷的歷程，歷史已然發生，翻頁也只能是必然。

賈平凹重回記憶現場，將他的視野擴展到自然生態，神話時空。在那裡夜闌人靜，青蛙發聲。哪怕是「自己叫自己」，卻是一種神奇的召喚，召喚一個安定自為的天地。這是詩的天地。賈平凹如是說：
 
《青蛙》的年代過去了五六十年，物質的環境大多變化，人性裡的醜陋依然如故。 中國是這樣吧，世界也是這樣吧，社會永遠是人類和非人類的現實。 正如此，我停下筆來，讀了幾天蘇東坡，再拿起筆了，《青蛙》裡就多了純真、善良和美好。